允文允武唐中丞
——湘军中的常宁英杰系列之一
封志良
1851年(咸丰元年)初,洪秀全在广西发动金田起义,太平天国运动由此爆发。此后,洪教主及其五大天王率太平军出广西、入湖南,势如破竹,不到3年时间便攻占江宁,定都天京。老气横秋的大清王朝风雨飘摇、岌岌可危。
1853年(咸丰三年)春,兵部右侍郎曾国藩接帮办湖南团练旨,抵长沙与湖南巡抚张亮基商办团练,后受排挤转移到衡阳练兵。这个后来左右晚清命运的衡阳女婿大旗一挥,衡阳各地应者云集。
在曾国藩的众多幕帘中,有一个举人出身的常宁人因其文韬武略受到曾氏的器重和赏识。在此后的十余年中,他率领千名常宁子弟,血战沙场,成就了一番卓越的功勋。
1876年(光绪二年)春,这个人在家乡停止了最后的呼吸。他的牌位入祀于湖北名宦祠。而在此时,远在新疆收复失地的陕甘总督左宗棠,正与沙俄军队激战,作战之余得到他病逝的消息,不禁扼腕长叹,悲伤不已,匆忙提笔,写下一联:
湖外故人稀,万里遥情青草绿;
荆南良吏在,廿年遗爱岘山青。
左宗棠与曾国藩、彭玉麟、胡林翼并称“晚清中兴四大名臣”。能得到这样一位显赫一时的晚清重臣的挽联,可见逝者绝非池中之物。
这位被左宗棠视作“荆南良吏”的常宁人便是历任襄阳知府、湖北布政使、安徽巡抚、代理湖北巡抚、直隶布政使的唐训方。
一
唐训方,字义渠,1809年(嘉庆十四年)生于湖塘乡(今兰江乡)。其同窗好友、清朝云南按察使李元度后来在《义渠中丞神道碑铭》这样描述:“公生时,太夫人夜梦一伟男子骑白马入室。”
此后,唐家人都称赞训方将来必大有出息。
唐训方祖上虽无大富大贵,却也算是书香名第,有一个良好的读书环境。他17岁中了秀才,22岁经过岁考、科考,成绩优异,升为廪生。清朝廪生每县大概20名左右,政府每月发给廪饩银四两。也就是说他开始有了每个月几两银子的工资了。鸦片战争爆发的那年,31岁的唐训方赴长沙参加乡试,得中第25名举人。主考官在他的试卷上批了“致君泽民”四个字的评语,预料他将来定是可以成为一个为国家效力,替人民谋福利的人。
此后13载,唐训方却郁郁不得志,先后往返京师4次参加会试,都以失败告终,未能考中进士。幸运的是,清政府对这些屡屡不中的举人也出台有政策,名为“大挑”。即从连考3次不中的成绩优异者中选出一批名单,分为两等:一等以知县试用,二等以教谕铨补。唐训方被挑为二等以教谕铨补,也就是一个候补县教育局长。在这期间,他一直执教双蹲书院,最大的职位就是做了这个县内唯一一所中学的校长而已。孔子曾言:“四十五十而无闻焉,斯亦不足畏也矣!”步入44岁的唐训方心情非常复杂,常以酒浇心中块垒,大有英雄埋没之感。
然而就在此时,太平天国运动爆发。曾国藩在衡州开始操办团练,命其幕帘平江人李元度物色各方人才。李元度想到了当年在岳麓书院的同窗好友唐训方,旋即来到常宁,探问其近况。李元度的一句话说到了他的心坎上:“王侯将相能有种乎,从戎。”唐训方赫然开朗,作出了一个重要的人生决定:弃文从武。
于是,唐训方怀着满腔抱负走进了湘军大营,受到了曾国藩的热情接待。曾国藩与唐训方面谈后,认为他学识超群,预料今后必立功天下。曾国藩随即令他“以教谕随征”,参加镇压太平天国运动的湘军队伍,任命他为彭玉麟水师右营训导。从此,45岁的唐训方开始了他长达10余年的军旅生涯。
二
1854年(咸丰四年),太平军攻占湖南、湖北大部分地区,占据了军事要塞武汉三镇。曾国藩召集诸营官议战守,推彭玉麟为战场总指挥。唐训方随彭玉麟参加了攻打湘潭的战役。彭玉麟、杨载福等率水师五营顺风纵火,将太平军船只焚烧殆尽。湘潭之战以湘军完胜而告终。此后,唐训方又参加了攻打靖港太平军的战斗。然而在这次战役中,曾国藩水陆俱败。曾国藩羞愤欲投水自杀就发生在这个时候。此时,湘军军心有些动摇,但唐训方一直追随其左右。
不久,曾国藩又命唐训方改入陆军,隶属罗泽南部。在湘军创始者罗泽南的麾下,唐训方实现了从儒生到将军的转变。他先后追随罗泽南攻克了蒲圻,收复了武昌,获知县衔。曾国藩对他训练士兵的方法赞赏有加。于是,命令他回常宁募集队伍,成立训字营,归他统帅。此后,训字营随曾国藩几战几捷,多次击败太平军、捻军的联合部队,尤其是在解襄阳之围时发挥了重大作用。
在军事上,唐训方擅长诱敌,即在战场上善于出奇招,让敌人看不清他的用意,摸不着北。晚清名士王闿运所作的《湘军志》有一个关于唐训方的小故事。大意是,除夕那天晚上,唐训方故意让一些士兵在军营玩鱼龙灯火游戏,以庆祝新年。太平军误认为湘军不会出动,于是放松了警惕。谁知,唐训方率部从鲇鱼塘迅速推进到藕塘,发起突然袭击,一举夺得太平军两大壁垒。因其高超的军事指挥才能,曾国藩又对他赞誉有加。不久,他被授予襄阳知府。
唐训方是一个武将,但在襄阳知府任上,也颇有政绩。史志中记载着这样两个故事。其一是光化县有个千总,掳掠了一商船上万担的货物,唐训方于是拿获千总,强令发还商民;其二是在一县中发现户科、刑房和秀才监生组织筹划谋反,便速令按花名册召集全县官吏,预派军队监视,唱一个名字捕获一个,“斩俘六百余人。”为一方平安倾注了自己的心血。离任时,当地商民特为他立了一块“戎政碑”,以表其功德。
三
唐训方饱读诗书,40多岁才开始从军,但身体很好,作战勇敢,且武艺也很不错,曾被授予“奇齐叶勒特依巴图鲁”勇士称号。史志中记载:咸丰四年蕲州一役,训方在八里湖,战马右镫突然脱落,他的右腿盘踞在马鞍上,一只脚蹑镫,手持短刀,且战且走,保持这个姿势和敌人战斗了30里,最后杀出重围。还有一次是在襄阳九仙观一役,敌一炮击中战马,训方滚落,爬起来一看,马已死于崖下,于是他换马再追。士兵找到他的坐骑,大为惊慌,以为他已牺牲。谁知,这时忽报,知府已安然回营。
1862年(同治元年),唐训方迎来了他人生的最高峰。这一年,“安徽巡抚李续宜因母丧夺情,请假回籍,举唐训方自代,命暂行署理。”(《清史稿》列传二百十九)不久,清廷又正式任命唐训方为安徽巡抚。巡抚是二品封疆大吏,一个省的最高军政长官,相当于现在的省委书记。在清朝,总督称中堂,巡抚则称中丞。唐中丞也就由此得来。
唐训方被任命为安徽巡抚是日益激烈的太平天国战事和辛酉政变发生,湘军集团势力不断壮大的结果。自1860年开始,曾国藩被任命为两江总督后,湘军主要将领左宗棠、李续宜、彭玉麟、刘长佑、曾国荃、唐训方、郭嵩焘、刘蓉、杨载福等十余人相继被任命为封疆大吏,掌控着清朝大半河山。而他们手中的权力,也远远超过此前的清代督抚。地方势力的崛起,让怀有“满汉有别”观念,并吸取有“三藩之乱”教训的统治者十分头疼。清廷开始着手打压湘军势力。一年后,僧格林沁亲王弹劾唐训方“不授蒙城,为缓急失宜”。都统富明阿也奏劾训方,遂被降调。先是代理湖北按察使,不久又代理湖北巡抚,最后被任命为直隶布政使,兼统练军出省防剿。
在这期间,唐训方勤劳从政,清理了大清的很多积案,为镇压捻军献过良策,练过军队,还治理了河防。但作为一个汉人,再怎么努力也终究没有得到清廷尤其是慈禧太后的欢心。更为残酷的是太平天国起义军和捻军被镇压后,清廷立即着手“卸磨杀驴”。1868年(同治七年),时年59岁的唐训方“乞假省墓,遂不复出。”在此之前,被迫去职的还有陕西巡抚刘蓉、广东巡抚郭嵩焘、陕甘总督杨岳斌、湖北巡抚曾国荃、直隶总督刘长佑等。
此后,也有乡人劝唐训方再赴朝廷补官,但他看透了官场的一切,早有归隐之心。他说:“人知干戈之苦,而不知薄书之苦;知锋镐可畏,而不知簪笏可畏。”也就是说,你们只知道战争的残酷,却不知道官场的残酷,你们只知道刀枪让人畏惧,却不知道做官的艰难。熟谙晚清官场的唐训方道出了自己的心声。
四
回到常宁的唐训方一直过着普通农家人的生活。门前车马虽然稀稀落落,寻常百姓却常来常往。他纵情山水,忘却了昔日的金戈铁马,日子过得逍遥自在。这在其《唐中丞遗集》中可以窥见一二。在此期间,他除整理了自己的作品,编修《常宁诗文存》、督修《同治常宁县志》外,也为故乡作了很多大实事。在教育上,他认为“人才之盛衰,出于学术。学术之兴废,本乎师道,师道利则善人多。”花甲之年,又重新出掌双蹲书院,扩建了学校规模,并用自己的薪俸奖励学生。他还倡立西乡经纬公学,“置义田以救济族人”,受到恩惠者多达数千人。
晚年的唐训方最大的一个杰作就是个人出资2万两白银修建了培元塔。清末,穿城而过的宜水、潭水时常泛滥,两岸百姓处在水深火热之中。唐训方认为在两水交汇处修建一座古塔能锁河中之孽龙,培常宁之元气。果然,古塔修成后,从此河水再无泛滥,常宁这方土地也一直风调雨顺,人脉鼎盛。现在,培元塔不光是常宁的一处景致,更是常宁的一个地理标志。我们知道,任何一个地方,要看其人脉是否昌盛,可看其地有无伟岸的古建筑即可。今天来看,这件事唐训方确实做得功德无量,让人景仰。
关于修建培元塔,在常宁还流传着一个故事。说是唐训方为官时贪污了一大笔军饷。清朝皇帝派彭玉麟前来调查。彭玉麟微服来到其府上。问一个小孩:“唐老九在吗?”小孩一听,叫他祖父为老九,知道来头不小,也不答话,便去回报祖父。唐训方一惊便换上百姓短衫,脚套草鞋,提个粪箕,打后门溜了一圈,拾到几堆粪便便从前门回来。这时候彭玉麟得到了其家人的热情接待,一见训方这等模样,很受感动。老朋友寒暄一阵后,便回去了。彭氏奏报朝廷,此人勤劳朴实,从未贪污。这当然是无法得以佐证的传言。
退出官场之后,唐训方依然与曾国藩保持着交往。据《曾国藩日记》记载,晚年的曾国藩在卧榻期间,时常在阅读“唐义渠所寄之《湖南阳秋》”。1872年(同治十一年)春天,曾国藩在两江总督任上不幸病逝。得知消息后,唐训方即不顾自己老病之躯驱车前往江宁奔丧。并在途中写下一联:
廿载系安危,生有自来,死而后已;
一身还造化,公归南极,我哭西州。
抚触恩公棺木,回想过往点滴,唐训方百感交集,痛哭流涕。这可是一位自己最敬重也对自己有着知遇之恩的先生呀。没有曾国藩,那有唐训方。他深知,自己能在乱世之中成就一番男儿的丰功伟绩,也全仰仗于这位力挽清王朝于危难之际的中堂大人的信任和提携。
四年之后的春天,这位有清以来常宁官阶最高的人物在家乡病逝,时年67岁。此前,他已因病卧榻两年。
许多年后,每当听到培元塔顶随风而至的风铃声,我们就仿佛看到这位为大清王朝献出毕生心血的常宁老乡在人生路上不断追寻的身影,心中也就不由腾起一股敬意。
载2015年《湖南年鉴·文献与人物》第5期